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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医声”│院士、院长的这些话说到你心里了吗?

编辑说:2017年两会开到今日,议程刚好过半,代表委员们继续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米内网在“10位医药大佬”话医药之后,继续为您献上医疗界院士、院长、医生们最关注的话题。这些“医声”都说到你心里去了吗?

来源:米内网综合   2017-03-09 09:37生物医药三医联动

陈凯先:聚焦生物医药临床试验,加快新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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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

在本次两会上,陈凯先带来了两项提案。

第一项聚焦生物医药临床试验,旨在加快新药研发进度。

新药研发的国际竞争非常激烈,即使晚一个月上市,其国际竞争力都会大打折扣,而且也会延缓国人吃上新药的时间。陈凯先建议,或可将目前的遗传资源审批制改成备案制。临床试验一般都在国内的综合医院做,并不一定要拿到国外去做,所有的样品都不走出国境,是完全可控的。可以制订一条法规,要求所有加入临床试验的医院都必须加强遗产资源的保护,并对其执行结果加强核查,如有违背则需要负法律责任。

如果审批制不能改为备案制,陈凯先建议,可以尝试将几十家甚至上百家医院都在做的药物临床试验作为一个统一的药品项目来审批,实行项目责任制,如此一来,临床研究的进度也会大大加快。

陈凯先的第二项提案聚焦在民间舆论对“试药人”的争议上,他认为舆论对于药品的临床试验存在误解,有些人甚至认为临床研究是拿人做‘小白鼠’,拿人做实验,不尊重个人权益。陈凯先呼吁,应该端正观念,鼓励和推动新药的临床试验。

钟南山:“三医联动”让公立医院真正“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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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钟南山认为,政府工作报告一方面突出三级医院的“公立”性,另一方面强调三级医院要“全部参与”及“发挥引领作用”,体现了中央将公立医院的广大医务人员作为医改主力军的鲜明态度,也展现了其在医改上加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心。

要真正建立分级诊疗制度,促进医疗技术的改革创新,让大医院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早诊早治的方针,关键是要让公立医院真正“姓公”,由政府承担医护人员的收入,而非主要靠医院创收。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医院的医生认真地培养基层医生,真正提高医护人员创新医疗技术的动力。

钟南山建议,增加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直接投入,特别是对医院发展和医生薪酬的直接投入。还可通过“三医联动”,把医保费用和卫生投入整合起来,让公立医院真正“姓公”。政府要为公立医院兜底,尽到保障责任。钟南山还建议,根据各地区不同的条件,进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此外,钟南山还带来了一个超级“接地气”的建议,给让人挑得眼花的空气净化器评定星级标准(包含能耗比、噪音、产生多少净化空气、能吸收多少颗粒灰尘等4个因素标准,最高级的空气净化器定为9个星),为老百姓提供权威参考。

葛均波:胸痛中心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建设,需要政府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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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

《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2》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心肌梗死患者数量高达250万人。急性心肌梗死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胸痛,通过对有急性胸痛症状患者进行早期识别和早期诊治,可明显降低死亡率。但这种在医学上的常识性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却不被人们熟知,不但病患自己不了解,甚至连急救人员也缺乏相关知识。120急救系统运作机制根据就近原则,往往将有胸痛症状的患者送往没有救治条件的医院,反而延误了救治黄金时间。

葛均波认为,要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仅靠临床医师加强自身水平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胸痛救治整体水平的提高,涵盖了民众科普教育、120急救中心院前急救体系建设与医院对接、区域化救治各单位软件是否统一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急需通过政府主管部门进行完整的顶层设计,才能从国家层面上建立起完整的胸痛救治机制。

为此,他建议:

1.由国家卫计委医管局发布中国“胸痛中心标准”和“建设标准”,这两项标准,目前已经在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组织的专家指导下制定完毕;

2.各地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发布政策性落实文件,把心肌梗死救治体系建设作为卫生主管部门的任务予以明确,要求各省、地级市统筹和规划建设区域内的胸痛中心建设,同时建议把胸痛中心建设作为医院评级和心血管学科建设以及国家区域医学中心评选的标准;

3.推动医疗信息共享,重视信息平台建设和技术推广,利用互联网搭建胸痛信息网络平台;尤其要大力推动院前急救体系和院内急救以及相关学科的信息联动;

4.加大胸痛公益宣传,加强大众对胸痛的就诊意识,缩短因患者认识不足导致的救治时间延误。

王陇德:破解养老服务难题需加强社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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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陇德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积极开展养老服务模式探索,在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上积累了一定经验。王陇德指出,从观念上说,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模式,让老人们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养老,比起机构养老更加人性化。社区提供的服务不单单是医疗,还有许许多多的方面,比如说居家养老人的膳食。很多老俩口或者一个人就凑合了,这对于他们身体健康还有各方面的发展都不利,所以必须要加强社区养老服务。

此外,王陇德还指出,中风是国民致死第一位的疾病,健康中国建设需要各个部门协同作战,尽职尽责。到2030年,中国将有3100万中风病人,目前的数字为1100万。这将意味着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早死,而是会造成大量病人因中风致残。如果一个家庭有一个中风病人,不单单是病人痛苦,而且需要很多人照顾他,陪伴他。王陇德进一步表示,把正确的、科学的生活知识教给老百姓,是政府的责任。这需要进一步明确各部门职责,并且落实要有判定、评价、督导标准,通过多部门的共同努力,来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

葛均波、霍勇:将血脂筛查管理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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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右)与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勇(左)

心脑血管疾病成为我国居民的第一位死因,占总死亡构成的40%以上。心脑血管疾病的高致死率导致社会劳动力的巨大损失。尤需注意的是,中国心血管病死亡率的上升,主要是由于胆固醇引起的缺血性心脏病死亡上升所致,胆固醇管理成为我国心脑血管疾病防控的“短板”。

葛均波和霍勇建议,将血脂管理纳入现有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高血压、糖尿病的管理标准,实现“三高共管”。这将大大提升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控效率,以节省医疗费用,用很少管理成本来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复发率和死亡率、早日迎接中国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拐点的到来。

此外,葛均波和霍勇还指出,我国目前基层医生心血管疾病和高胆固醇的治疗能力存在不足。由于我国经济和卫生资源分布不均匀,大量欠发达地区医疗卫生情况欠佳,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居高不下与之密切相关。葛均波和霍勇强调,社区医疗机构是城市居民开展心血管疾病筛查和干预理想的地方。随着分级诊疗的实施,建议将二级以下基层医院作为参加该项目的主力军,在筛查干预的同时配合分级诊疗的实施,从基层做起,切实降低心梗、脑梗等疾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和复发率,减少抢救费用和住院费用,避免社会劳动力的损失。

郭启勇:公开医疗药品价格促进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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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院长郭启勇

在医疗改革取得巨大成效的今天,我国已建立起覆盖全国百姓的医疗保障体系并将基层医疗机构延伸到边远乡村,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药品和耗材供应体系成为形成看病价格的主要因素,存在以药腐医、以耗腐医的现象,医疗改革真正进入深水区。

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出台,我国将实行“一个平台、上下联动、公开透明、分类采购,采取招生产企业、招采合一、量价挂钩、双信封制”的措施,进一步规范药品流通的秩序。

郭启勇指出,药品价格虚高,造成流通环节腐败滋生,得不到有效控制;在百姓医药费用不断增高的形势下,医院的运行与社会责任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破题成为医疗、医药改革的难点、要点。

对此,郭启勇建议,国家卫生部门须公开医疗药品与耗材价格,由发改委价格司和工商总局建立专门的网站,公布出厂价格、流通环节加价与加价比例、医院最低采购价格与最低采购价格,以及医院销售价格。此举有利于医药企业的发展,促进公平竞争,促进药价合理化。

许戈良: 资源联动,完善医疗生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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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立医院院长许戈良

随着医改的不断深入,其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也逐渐凸显。总体来说,医疗呈现出资源总量不足、水平不高、资源逐渐趋于垄断和集中,而我们的服务却呈现碎片化、分裂化。许戈良认为,按照国家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要求,现在需要做好医保全覆盖和关注生命周期全过程这两个方面的工作。

许戈良指出,“全覆盖”需要打破这种地域区域的分裂和分割,“全过程”则是要使每个公民的预防、保健、医疗、救治、养老整个链条全部打通。这个“一横一纵”是完善医疗生态链的重要方面。

“如果把县域的医共体和省市的优质资源更好联动起来,会使我们生命全周期的保障和医保全覆盖有新的提升。我们希望这条链继续往上打,如果安徽受到技术水平限制,还可以和更高水平的医院加强联系。” 许戈良表示。

此外,针对呼声很高的二胎补助话题,许戈良表示支持二胎补助,并指出目前孕前检查、孕期保健、安全分娩、儿童医疗等相关服务需求明显增加,供需矛盾突出。许戈良建议,国家层面要建立医疗人才预警机制,提前部署调整妇产科、儿科医生的培养规模。

何彬生:出台反医疗暴力法 建立互信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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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长沙医学院院长何彬生

“看病难”是当今中国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就医过程中,患者对医院和医生产生不信任,容易引发医疗矛盾甚至扩大至医疗暴力。根据近十年来暴力伤医事件的大样本调查结果显示,暴力伤医数量在2012年出现高峰,随后有所下降,但在2016年又呈现上升趋势,全国发生典型暴力伤医案例42起。

医患双方存在的认知分歧、对法律理解的差异、未能及时有效解决医疗矛盾、患方的悲痛情绪等,都是引发医暴的因素。何彬生认为,医患关系紧张,医疗暴力事件频发的背后,是制度设置的不尽人意,是法律法规的不完善。

何彬生建议,深化医疗改革,加大财政投入,要加强医生自律,提高医疗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最根本的办法是尽快出台《反医疗暴力法》,完善医暴的投诉与鉴定,严肃医暴行为的处置,明确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等。

何彬生建议在《反医疗暴力法》里明确:实施医暴的行为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未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本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负有反医暴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加强医院内部管理,提升医疗透明度,保障患方知情权,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制,保障各项规章制度的切实执行。建立民营与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的政策机制和法律保障体系。大力发展基层医院,引导患者分流,建立完善的转诊制度。鼓励医生多点执业,缓解资源配置不平衡问题。鼓励民营资本办医,扩大医疗资源。

束晓梅:加强医疗广告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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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儿童医院院长束晓梅

医学是技术含量极高的科学,医学的复杂性及特殊性使患者对医疗广告难辨真伪,容易病急乱投医而被虚假宣传信息欺骗。虚假医疗广告的泛滥,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医疗秩序,严重损害了患者的生命健康及财产安全。

束晓梅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继续提交了关于加强医疗广告规范管理的建议。束晓梅建议,严格执行并修改完善相关的医疗广告法律规范,以法律的手段规范医疗广告发布行为。束晓梅认为,在法律设置上突出震慑作用,让违法违规广告的处罚力度真正“伤筋动骨”,使违法成本大于违法所得,才能从根本上防止违规广告“屡禁屡播”的恶性循环。

束晓梅还建议,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和地方工商管理局中设立特种广告审查机构,负责医疗广告审查,审查人员包括医学专家、医学伦理专家、法学家等。同时,建立规范的违法广告公众举报制度,动员公众及新闻媒体监督,建立明确的受理机关和举报方式,如利用消费者协会,建立广告投诉网络等方式进行投诉,并明确查处结果及反馈公示制度,利用媒体将结果公示及曝光,提供奖励措施,以调动积极性。

此外,束晓梅认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以后,医疗资源紧缺已经显现,应升级基层医疗网络的建立和建设。

王鸣:无论采取哪种养老模式 “医”都要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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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王鸣

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慢性病、失能老人的数量正逐年增加,为老年人提供医疗卫生与养老相结合的服务,已迫在眉睫。

当“养老”渐渐成为两会的民生热词,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多种养老模式,已为市场提供丰富的选择。但现实证明,以提供生活照料为主的养老机构及多数中国老年人选择的社区和居家养老模式,并不让人满意。缺的不是床位,不是专业护理员,而是与之配套的医疗资源。

王鸣分析说,公立医疗机构主要职责偏重于日常或重大疾病的诊疗,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咨询和慢性病疗养并不在其重点服务范畴中,这显然无法满足老年人对优质医疗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养老机构不方便就医,专业医疗护理机构又十分紧缺,导致大量失能、慢性病、大病康复等老年病人在大型综合医院长期“压床”。

为此,王鸣认为,应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延伸到社区,提高基层医疗机构为居家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的能力。

此外,王鸣主张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医养结合机构,探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投融资模式,同时加强专业医疗卫生机构和民办机构的协作机制,尝试建设医疗养老联合体。

老龄化人口分布较集中地区,他建议可试点加强老年病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临终关怀机构建设,并尽快出台规定,在有条件的地区推行全民普惠型老年医疗服务优待政策,医疗卫生机构要为老年人特别是高龄、重病及部分失能老年人,提供挂号、就诊、转诊、取药、收费、综合诊疗等就医便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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