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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的中国科研》白皮书发布

编辑说:11月26日,自然出版集团发布了《转型中的中国科研》白皮书。白皮书从科研资助、科研实施、科研传播三个阶段进行了分析,旨在通过了解中国科研人员的经历和需求,探寻中国科研未来的发展方向。白皮书写道,中国现在的研发投入和科研产出均居于世界第二位。

来源:绿政公署   2015-11-30 09:05中国科研白皮书

在学术不端行为屡见报端的今天,中国科研人员如何看待当下的“学术圈”?

11月26日,自然出版集团(Nature Publishing Group,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国际出版公司,拥有《自然》等世界顶级学术期刊)发布了《转型中的中国科研》白皮书。白皮书从科研资助、科研实施、科研传播三个阶段进行了分析,旨在通过了解中国科研人员的经历和需求,探寻中国科研未来的发展方向。

白皮书写道,中国现在的研发投入和科研产出均居于世界第二位。中国2014年的研发投入约1.33万亿人民币,仅次于美国。中国 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数量在2014年达到24.5万篇,也位居世界第二。

调研结果还显示,五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科研不端的程度与国外大致相同,但也有差不多比例的人认为中国的情况更严重。但91%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科研机构应在发现、防范和惩罚不端行为方面加大力度。

自然出版集团称,白皮书的内容基于今年五六月间对中国各地多个科研院所超过1700名科研人员采访和调研。受访者涵盖生命科学、化学科学等四大类学科,他们均曾在自然出版集团旗下的期刊上发表过文章。

中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2.1%

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相称的是,中国现在的研发投入和科研产出均居于世界第二位。中国2014年的研发投入约1.33万亿人民币,仅次于美国。中国 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数量在2014年达到24.5万篇,也位居世界第二。此外, 中国还是自然指数(Nature Index,一种评价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的重要参考指标)在全球的第二大贡献国。白皮书称,这都显示了中国高水平的科研实力。

然而问题也依然存在。白皮书分析,目前中国的科研评估系统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都严重依赖单一的评估标准,例如SCI论文的发表数量,却不太重视科研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并且,中国缺乏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有效机制,这也阻碍了社会和经济影响力的实现。

“中国科研正如其经济一样,都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中国需要改变其科研文化,使之更侧重于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从而保持科技的持续发展, 并将科研产出转化为生产力。”报告这样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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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已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当,但当前的资助机制更偏向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经费仅占全部研发投入的5%,这一比例远低于美国的18%,英国的16%以及日本的12%。在进行了深度访谈的32位学术带头人 (Principal Investigator, PI)中,超过80%的人认为中国应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更多的资金。

这也导致建立在过去研究成果基础上的项目通常得到优先资助。“如果申请书上你写一些非常原创性的、很新颖的东西往往很难拿到资助。评审人不一定理解你的想法,或者觉得你提出的东西太冒险,很难做出来……不过近年有一些专项资金(来支持这种非常创新的研究),情况也是不断在改善。”一位来自西安的学术带头人称。

学术不端多因评估机制过于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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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结果显示,五分之二接受调研的科研人员认为,中国科研不端的程度与国外大致相同,但也有差不多比例的人认为中国的情况更严重。

在这1700余名科研人员中,有91% 的人认为中国的科研机构应在发现、防范和惩罚不端行为方面加大力度。这包括加强监测、执行标准统一的有力处罚,以透明的方式来调查违规事件。

在此前备受瞩目、争议的清华北大学者“抢发论文”风波中,疑似通过抢夺、隐瞒、撒谎等不正当手段夺取课题成果的行为让外界咋舌,而在署名问题上双方也互相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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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指出,论文作者署名或许是科研合作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在国内的科研合作中尤为棘手,因为许多中国科研人员都想做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课题负责人),这样他们的工作才会得到所在单位和资助机构的认可。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评估机制过于简单,一味强调文章发表的数量,并完全把文章归功于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缺乏一个认可多位共同作者贡献的更合理的分配机制。

“许多情况下,科研不端的起因来自科研评估系统。因为该系统往往简单地将经济利益和职业前途与一些量化指标挂钩,如发表的论文数量——特别是发表在影响因子达到某个级别以上的期刊上,以及获得的资金数量。”

白皮书总结道,大量发表文章的压力,有可能导致科研人员走捷径,引发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中国科学院等中国顶级科研机构都已采取措施来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结合定性评价的评估系统。

科研人员进行科学传播的时间很少

从狭义上说,科研传播是发表研究成果与其他科学家进行分享;而从广义上看,这一概念则包括面向普通大众、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袖的互动与传播。

2012年,针对一些刊物,包括《自然》子刊在内的调查显示,来自中国的论文遭遇了相对高的拒稿率。

那么增加中国审稿人(研究结果发去学术期刊后,都会经由来自各个国家的专业审稿团队审核)的数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出乎意料的是,接受调研的学术带头人对中国审稿人的态度各异。有人担心出于直接竞争的原因,中国审稿人可能对国内同行更为苛刻。

但白皮书中写道,与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越来越多的高水平论文相比,中国审稿人还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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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还分析,尽管中国科研人员强烈意识到向公众传播科研的重要性,但他们往往埋头于撰写和发表论文。调研显示,只有约一半的人在过去3年实际参与过某种形式的科学传播活动。

“这也许是有利于整个科学进步的,要把所有数据放到公开平台上,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整理那些数据。而且说不定公开后可能会有人来问问题,就会牵扯更多精力去解释。就我个人来说,不是硬性要求的话我不太愿意这么做。”一位来自北京的学术带头人称。

白皮书分析,中国强调谦虚的文化传统阻碍了科研人员与媒体的互动。另外,中国科研文化中的许多行政障碍也是另一个重要因素,申请资金、撰写和发表论文,还有一些资深科学家肩负额外的行政性职务都要占用时间。相比之下科学传播就要靠边站,科研人员没有多少时间来做此类工作。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今年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中国居民中只有6.2%的人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实际上,科学家的公共参与度与民众的科学素养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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